朱熹與王船山工夫論的結構差異——以《大學》「格致誠正」詮釋為中心

朱熹與船山對《大學》工夫次序的理解有所不同，也造成了兩人工夫的踐行也有所差異。朱熹以格物致知為始，通過對事物之理的探求，來顯露和擴充心中之理。在知至的前提下，意之所發有善有惡，會造成表裡不一的後果，所以才需要慎獨的工夫來完善。在意誠的基礎上，自身與物相應時，心中所發之情或有偏重，所以要保持心的湛然虛明來應物。由此，從格物致知到誠意正心是直線式的工夫過程，這裡形成了明顯的工夫修養次序。船山則是採用迴圈式的修養方法，形成了互相為用的「格致相因」以及心意互發的工夫方式。船山更加重視致知的工夫，通過格物來獲取經驗性的知識，致知則進行思辨性的擴充，致知的結果也會影響格物的進程，二者互相為用。誠意與正心也是互相為功的修養方式，但船山更加偏重正心的工夫，更通過持志解釋正心，在心志堅固的情況下，意之所發皆向誠善。反之，如果沒有誠意之功，就會造成「以意欺心」的後果。船山的工夫結構是在朱熹工夫的基礎上，進行的反思與重建，通過《大學》的「格致誠正」就可以看出二者工夫論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