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記得余英時老師曾跟我說過,勞先生國學底子甚佳,有機會可跟勞思光先生多多請益;於此因緣下我結識了勞先生。後來我有幸將勞先生推薦到臺灣來任教。勞先生談論中國哲學可謂是條理清晰,他雖然受分析哲學影響,但在討論中國哲學的問題時,卻可以說得很節制、平實,並且能夠把握哲學的綜合印象和意義。此外,勞先生做學問的態度是有開放精神的 (open minded),在系統建構上也一直強調開放的系統。他在寫《中國哲學史》的時候對前輩學人馮友蘭和胡適也不乏批判,但在方法論上,他運用了解析的方法,創造出一條進路:基源問題研究法,邏輯分析加上歷史方法。勞先生為大家耳順能詳的例子便是所謂的顯微鏡法,他認為西方邏輯就像顯微鏡,作為一種工具,均適用於解析中西方的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