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省在勞思光先生整體哲學工作中占有甚麼位置?作為一位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哲學家,勞先生的文化哲學是否在他思考中西哲學核心問題之餘,把它們「應用」到思考文化問題上的成果,因而在他整體的哲學工作中,只有邊緣的地位?然而,這樣的理解方式,是否能夠把握勞先生一生哲學工作的重心?誠然,勞先生於而立之年便發表了《康德知識論要義》一書 1,條分縷析地對作為現代西方哲學最重要經典之一的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做出了依於德文文本的深入卻通達的疏解,並提供了康德複雜的理論架構之整體說明,奠定了他在漢語學術界中作為現代西方哲學權威詮釋者的地位。從一九六〇年代末至一九七〇年代末,勞先生更完成了三卷四冊的皇皇巨著《中國哲學史》2,確立了他作為中國哲學研究泰斗的不朽形象。這自然會令人覺得,勞先生哲學工作的重心,先在現代西方哲學,然後在中國哲學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