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我自臺灣大學退休時,我的學生為我辦「黃光國教授『榮進』學術研討會」,陳復提出「黃光國難題」以來,這是他針對同一主題所寫三篇論文中的第二篇。對於第一篇論文,我已經寫了一篇兩萬六千多字的〈「自我」與「自性」:破解「黃光國難題」的「戈迪安繩結」〉。由於我對這篇〈儒家心理學:黃光國難題正面臨的迷陣與突破〉的回應,將和它一起作為《本土心理學研究》的「靶子論文」,我對他在這篇論文中所提的各項問題,也必須一一作答,方能讓參與「打靶」的同道「有的放失」,不致有所閃失。在這篇論文中,陳復(2018)先整理「黃光國難題」會產生的背景,然後提出三項問題,這三項問題彼此環環相扣,各自又分別包含了好幾項問題。他說:首先,「黃光國難題」會產生的背景,來自三段具體脈絡:其一,先秦儒家思想本來是一套「前現代」(pre-modern)的生活智慧,當個人擷取該生活智慧做基石,充分吸收西洋文明包括政治、經濟或社會各方面的「現代知識」,才有可能成為「後現代的智慧」(post-modern wisdom),幫忙個人與社會解決他們在生活世界中面臨的各項問題(黃光國,2015,頁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