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善校園」做為當前主流的教育改革政策,吸納了台灣自 解嚴以來的主流社會運動訴求,將西方文明價值視為教養下一代 的重要指標,尤以「性別平等」主流化政策深刻影響 2000 年後校 園兒少「性」部署,以最脆弱的幼兒來想像受害的兒少,以達成 年管理者對未成年人的權力管控。本論文將分析「友善校園」的 法律、政策、公民論述與治理手段,詰問既有兒少保護主義如何 與「性別平等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法》等法律與政策共構成一 個龐大的性平治理機器,使得原意友善多元性別與差異弱勢的現 代校園,反逐步提高對邊緣偏差人口的管控與規訓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