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與華人組織的領導

《本土心理學》編輯部給我寄來一篇論文稿子，要我給予評審。我拜讀了論文，頗感興趣，並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但也覺得有值得討論之處，於是就寫了「質疑與商榷」的短文作為商榷的意見。就在此時，又接到編輯部的來函，說是讓我對「靶子論文」進行批評與質疑，這才知道該「靶子論文」是鄭伯壎、樊景立二位教授撰寫的。雖然我與鄭伯壎教授只見過一、二面，但彼此似乎早就熟悉了。因為我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在互未通氣的情況下，有驚人的一致性。記得1988年12月19日至22日在香港舉行的「邁進中國本土心理學的新紀元：認同與肯定」研討會上，我報告了中國大陸的領導行為研究。本來鄭伯壎教授要報告「家族主義與領導行為」，但因故未能到會，從而錯過了與鄭教授相識的機會。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我們才在北京相會。在香港的研討會上，我介紹CPM領導模式的研究，指出中國的領導行為模式不同於西方的領導行為模式之處，就在於中國模式中增加了一個C因素（個人品德因素），這種差異可能是文化因素造成的。當時，聽楊國樞教授說，臺灣有人在軍隊基層軍官中也獲得了類似的結果。由於沒有機會看到這篇研究論文，所以一直不知道是誰做的研究。直到這次審閱《華人組織的家長式領導：一項文化觀點的分析》論文時，才從參考文獻中得知那項研究是由鄭伯壎與莊仲仁教授完成的。九十年代以來，鄭教授與樊教授一直圍繞中國文化與華人組織的管理問題進行研究，我也一直以管理的文化基礎為主軸來探討中國人的組織行為問題，我們之間的研究又有著相當的類似性，所以我對鄭教授和樊教授的《華人組織的家長式領導：一項文化觀點的分析》頗感興趣。該文從文化觀點系統地分析華人組織的家長式領導之文化根源，並提出三個家長式領導的組成元素及其相對應的部屬反應，同 時又指出家長式領導在社會現代化變遷中可能遭受的挑戰，最後給出了家長式領導的初步模型。作者試圖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即立足於中國文化來探討華人組織的領導模式，這是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思路，因為實踐證明領導方式乃至管理方式無不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不同文化的領導行為模式既含有反映現代社會組織管理的共性，也會因文化影響而具有獨特的成分。將某種文化下的領導方式強加給其他文化下的組織管理是不會有效的。因此，必須研究植根於中國文化的領導模式才能適用於華人組織。從這一立場出發，我認為該文是一篇頗有價值的探索，而給予高度評價。但同時，對作者的某些觀點，也覺得尚有商榷之處，故提出幾點看法以討教於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