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權力”為核心的現實主義的傳統視野下,國際法是軟弱無力的,國際合作是虛弱的,國家是國際關係研究中需要關注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活動主體,在無政府的世界“自助”才是實現國家利益的可靠途徑。這種觀點符合冷戰時期的一定實際,對於這一時期的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發展也產生很大的消極影響。不過,冷戰結來後市場經濟體制得到普遍認同,全球化獲得迅猛發展,並在世界範圍內向深度與廣度方向擴張。與此相應的,跨國公司的力量迅速壯大,國際俎織在國際關係實踐中日益活躍,NGOs也發揮出與日俱增的影響作用。同時,全球化也給國際社會帶來新的全球性問題,如環境污染、能源危機、金融風險、跨國犯罪等,這需要各國合作解決,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這時,作為國際關係理論主流學派的現實主義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理論尷尬,其不僅沒能解釋與預測冷戰戲劇般的結束,對於冷戰後出現的新形勢與各種複雜問題,也不能給出一個滿意的答案.這無疑是現實主義自建構以來所面臨的最大的理論危機,許多觀點與研究方法不得不面對革新的壓力。在這種背景下,“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地緣經濟學”得以崛起。在這些新的理論路徑的視野下,現實主義對國際法的傳統看法以及與國際經濟的距離得以改變--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崛起讓現實主義理論與國際法的緊張關係悄悄走向緩和,而地緣經濟學的興起甚至讓現實主義走向國際經濟這一“低級政治”領城,也意味著現實主義理論與國際經濟法也開始產生直接的聯繫。不過,要弄清這種理論轉型的意義,我們還必須從20世紀30年代古典現實主義開始崛起時,該學派對國際法的傳統看法說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