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李雙澤在淡江文理學院的西洋民謠演唱會上,扔棄手中的可口可樂瓶,高喊「唱自己的歌」,無疑是一種姿態的展現,要中和西方影響,更拋出了何謂「自己」的大哉問。唱自己的歌當時興起的社會與政治背景—臺灣退出聯合國、美中靠攏、臺灣在國際競賽場上的節節敗退,而青年學子卻還哼唱著西洋歌曲—催生出讓李雙澤登高一呼的歷史條件。1970年代在臺灣作為音樂風格的校園民歌運動與許維賢的《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土腔風格、華夷風與作者論》一書有何關連?兩者背後,我們看到的是非西方國家直面向來被視為「典範」的西方—歐美作為西方,其餘為非西方—以反思國內自覺性萌發的本土意識。然而,馬來西亞因其多元族裔與多語(華、淡、英、馬來、伊班、卡達山等語之外,還有各種漢語方言)的社會條件,面對自己國內的本土化運動也更顯複雜。馬來亞獨立前藝文界不乏將作品馬來亞化的訴求,但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後,馬來土著主義趁勢而起並與國家機器結合,華裔社群在堅持使用華語與傳續華文教育的作法上,便凸顯了在「馬來西亞人」的符號底下,馬來霸權仍影響著華人社群透過華文華語來處理自身在馬來西亞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