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以來,社會科學界上演了許多路線之爭的戲碼。從文化之爭、典範之爭,到視域之爭、全球化與地方化之爭,人人都像瞎子摸象一樣,為自己所摸到的象體辯解一番;也順便批評一下對方的偏頗。一時百花齊放,百鳥爭鳴,好不熱鬧。可惜好景不常,在時序進入千禧年之後,所有的爭論都已經取得共識,紛紛擾擾的景象也逐漸平息,於是爭論的戲碼再也吸引不了研究者的目光,曲終人散,只留下些許的回憶。本來,我們以為理該如此,不是所有的爭論都已經有答案了嗎?接著下來,該做的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信仰,發揮自己的行動力,把自己的研究園地開墾出來嗎?然而,在拜讀了《應用心理研究》組織行為專集的幾篇回應文之後,我們很驚訝地發現、且又很不情願地宣布我們錯了,原來落幕的是西方的組織行為學界,而非台灣—台灣的組織行為學界仍然還在上演路線之爭的老戲碼。雖然了無新意,但卻是鼓聲隆隆,鑼聲正響,不但吸引不少研究者的駐足圍觀,而且戲臺上的主角們還滔滔不絕,陶醉在真理屬於我這一方的論辯當中。雖然演出者熱情可感,但我們必須強調,這些辯論幾乎都已經有了結論,不需再浪費唇舌,該是下台一鞠躬,做結辯、謝幕的時刻了,以免歹戲拖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