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趣何在？嘗試提問臺灣組織行為研究的未來三十年

上期專題「組織行為的回顧與前瞻：群體與組織層次」當中，幾篇文章的作者們不約而同地提起知識論、方法論、研究典範、以至於研究方法的問題。像是黃敏萍（頁45-46）引用Clegg（1990）對當代組織的轉變與發展趨勢，說「是由現代主義走向後現代主義」的典範，此意味著組織將朝向一種解構、賦權、以團隊運作為基礎、長程導向，以及組織間網絡的方向來轉變」；劉世南引用Heath與Sitkin（2001）的分析觀點，建議以「組織化任務」為核心議題來積極發展「Ob（即大O）」研究（p頁154-155）；郭建志不僅強調多元方法（頁102）、本土主位（頁102-103）、厚度描述（頁104），尤其使用了「知識理論」（頁89-90）的觀點。比起再前一期「個人層次」專題，本專題在這方面的反省與呼籲都多了不少，而且似乎頗為語重心長；這一系列回顧論文以「組織行為的再定義與新典範（劉世南）」結束，似乎有種總結、回應與指向的意思，主編與該文作者的用心可見一斑。這也引發我除了感激作者們的用心用力之外，想就幾個與知識理論有關的議題來回應，主要是要說：我很用心地看了你們的文章，並且獲得不少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