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台灣性別運動的發展為背景,探討「回望」如何作為批判進步敘事的策略,並體現在台灣酷兒文學的敘事之中。台灣性別運動,尤其是同志婚姻合法化的運動論述,雖然被視為進步與平等的象徵,卻也隱含著單一線性時間的暴力與劃界。本文批判性地檢視同志婚姻運動的歸納性論述,並藉由對紀大偉的〈儀式〉與高博倫的〈我的BigBrother〉進行分析,探索「回望」如何成為酷兒群體在面對主流線性時間觀時的一種生存策略。本文認為,「回望」不僅是情感追溯,更是一種批判工具,幫助那些被排除的酷兒主體重新定位自身的主體性,進而打破單一線性時間對性別與親密關係的壟斷。「回望」提供了酷兒群體一種拒絕主流進步論述的可能性,並賦予他們在邊緣化處境中的自我賦權與修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