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同志夜店的空間政治與疫情基礎設施

由於殖民曆史和社會文化背景，香港擁有獨特的同志生活景觀和身份政治。譬如傳統華人社會和殖民歷史影響了香港的性政治架構，創造了以「家庭生命政治」為核心的異性戀規範框架（Ong, 1993；Kong, 2012），與此同時，家庭與政府、宗教一齊構成了規範性政治的「三位一體」（Kong, 2014）。為了逃離異性戀規範系統和結構性壓迫，酒吧和桑拿等場所為酷兒群體提供了安全的公共空間，以協商和表達酷兒身份和文化。隨著香港城市發展和同性戀除罪化，以同志酒吧和酷兒夜生活為代表的「粉紅經濟」開始興起。但是目前關於酷兒新自由主義和香港同志消費文化身份的研究並沒有充分研究香港的同志夜生活景觀以及交織其中的基礎設施和權力運作，特別是經歷了2019年社會運動和COVID疫情後，這座城市的酷兒生活和文化政治呈現出更艱難的發展趨勢。
區別於過往集中討論性政治與消費文化身份的香港同志研究，本文受到了「酷兒亞洲城市」（Yue & Leung, 2017）與批判理論的「基礎設施轉型」（the infrastructural turn）（Amin, 2014；Wilson, 2016）之啟發。基礎設施的概念凸顯了相互交織和插入在酷兒空間之中的權力關係，也揭示了具體權力運作軌跡上的政府實踐，以及相對應的日常生活物質系統。基於此，本研究試圖重新考慮同志酒吧除了被批判為「粉紅經濟」的共謀外，還可以如何被重新想像為介於生命政治基礎設施和酷兒社群之間的調解中介。
通過參與式觀察和半結構式訪談，本文深入探索香港男同志夜店在COVID-19流行期間的酷兒生活處境與性政治。面對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和技術的控制，這些同志酒吧在時空性上調解了生命權力及商業壓力與同志夜社群的緊張關係，例如利用酒吧的空間要素與警察周旋，並通過酷兒關係網絡來保護其社群，分擔共同的風險。這種同志集體意志體現了識別性免疫、同志群體認同和社群空間的一致性，在「零感染」政策的極端條件下，個體生命難以適應結構性的生命權力，但這同時激發了酷兒夜生活在歷史及其文化中共享的疾病創傷，並成為應對權力結構的酷兒基礎設施（Berlant,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