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式調解”現象透視——兼議“事清責明”在訴訟調解中的多元化定位

近年來，以“事清責明”為特色的“裁判式調解”悄然進入司法的視野。一方面，“事清責明”作為調解標準，在經歷了“調解熱”時期的“否定”“不當調解”反思中的“否定之否定”之後，攜“裁判式調解”之勢回歸；另一方面，在“裁判式調解”的實踐形態中，作為調解標準的“事清責明”，較之作為裁判標準的“事清責明”，在內容、程序、載體上存在差異。這是因為，在法治社會初步建成的背景下，糾紛主體的理性度增加、糾紛模式的聚合度增強、糾紛類型的多樣化發展，決定了規則指引的有效性、規則治理的示範性、規則創新的必要性，從而使“事清責明”調解標準的回歸成為法律規則下當事人處分之治的必然要求；但在同時，法律規則在不同案件調解中的作用度、在不同調解程序中的參與度、在不同形式載體中的昭示度均不同，導致不同案件調解所需要的、不同調解程序能達到的、不同形式載體所揭示的“事責”清明度也有不同。因此，應以“事清責明”的多元化標準，作訴訟調解的程序分流，根據案件類型，確定所需要的“事責”清明度；根據所需要的“事責”清明度，決定應選擇的分流程序；根據所選擇的分流程序，決定應選用的“事責”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