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是社會結構的反映,器物史的研究,不應只注目於名物度數的考證,也要探明其政治社會意義。古車形制復原的研究雖然很多,但車駕與社會的關係尚乏系統的論述,本文即為補足此一缺憾而作。秦漢以下,古代象徵身份地位的器物如鼎彝等失去重要性,車服、印綬取而代之,《輿服志》的出現即其明徵。皇帝被稱為「車駕」、「輿駕」,士大夫也期望能「朱丹其轂」、「致輜軿」,漢磚中的車馬行列、魏晉以下的鹵簿圖都說明了車的象徵意義。等級分明的車制用意在「列等威」、「別士庶」與「抑僭奢」。但制度的變遷往往不只是「逾制」所造成,「不及」亦其一因,中古牛車之取代馬車,即與漢末清流士風密切相關。而乘肩輿、騎馬之風的漸盛,造成了另一變化,唐以下士大夫多騎馬坐轎,車駕制度也失去了其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