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利用出土古文字資料,重新探討《說文》古、籀文的時代及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等問題,結論如下:(一) 《說文》古文應來自孔子壁中書及張蒼所獻書等古抄本,字體多簡省、訛變,有別於商周古文,是春秋戰國以來興起的新體,盛行於東方諸國。(二)《說文》籀文係採〈史籀篇〉中文字,其字體較繁複,多重叠,與西周厲、宣王期文字最為接近,籀文中若干字寫法又絕未見於戰國時代,故應非戰國文字。而王國維以下,如蔣善國等所謂籀文晚起之說,皆有重新商榷之必要。又近年所發現宣王銅器 鼎銘有「史留」,唐蘭等以為即宣王大史籀,種種線索都顯示《說文》籀文所屬時代仍以〈漢書‧藝文志〉所載較宜。(三)全面檢討戰國文字,確見有古籀分用現象。古、籀文之區別,並不在於官府與民間,工整與草率,或書寫工具的差異,而是字體結構的不同。戰國時代當東方各國普通採用新興「古文」體時,西秦卻仍趨保守,始終謹嚴地承繼著西周籀文系統,於是雙方呈現出較大的差距,這正是王國維所指出的「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現象。因此,若修正王國維對於〈史籀篇〉作者和時代的說法,則其「古籀分用」觀念仍然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