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善人」探析──以晉國人物為主的討論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流亡歸國後，以「介之推不言祿」之事，作為復國的終結。然而，《左傳》在晉文公流亡的敘事中，並不曾提及介之推，那又為什麼以介之推其人其事，作為晉文公復國的結尾？事後文公發出「以志吾過，且旌善人」的感嘆，僅是為了彰顯他能悔過的氣度嗎？為何標舉介之推為「善人」？又《左傳》解釋《春秋》，藉由敘事富含對於所述及人物、事件的褒貶，自僖公二十四年至昭公三十一年，提及「善人」的《傳》文共十一條，那「善人」在不同語境的敘事中，是否也表現出不同層次、面向與褒貶？ 藉由考察《左傳》十一條提及「善人」之文，觀其在不同的時空、語境中，所呈現出的觀念異同，並以《傳》中標舉的三位晉國「善人」：介之推、士會、伯宗為例，討論「善人」被寄予的人格特質，闡釋《左傳》表彰「善人」的作用，及其在《左傳》敘事的解經意義。 隨著《春秋》時間遞移、形勢轉變，《左傳》對「善人」寄予更高期望，「善人」不只用以褒獎人物的賢能、善良，部分甚至表示敘事將有重大轉折。在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復國後標舉「善人」的目的，除了表示不再「標誌伯主」，更以介之推完美的人格形象作為轉折點，拉開《左傳》「標舉善人」的序幕。此後，「善人」不僅是個人應該摹習的典範，在禮樂征伐漸自大夫出的形勢下，更承繼《左傳》原本對《春秋》伯主在倫理、秩序上的寄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