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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的小說被克莉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稱為「極限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limits),而陳艷姜將其視為「越界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ransgression):她的作品不論在內容或形式上都不斷挑戰界限,而其極限經驗更是就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角度而言,賦予了身體一種論述形式。沿著這條思維,莒哈絲如何在其作品中「展演」自己的身體,正好就是她對自我存在方式的建構,也可使人探知她在自我意識中身處的位置(position)。本文將以小說《情人》(L'Amant, 1984)為主要文本,輔以其他相關著作,探討她身為種族優勢、經濟弱勢的殖民地貧窮白人身分,與剛好對倒互襯、種族弱勢但經濟優勢的中國情人之間,透過後殖民理論與女性書寫之語境,討論此二人之間如何透過身分、種族、國籍、性別與慾望等元素,使得對彼此的權力呈現「不斷倒置」的狀貌。 面對中國情人,她利用種族權力以制蓋經濟與性別上的弱勢,同時運用了西方文化霸權歷來對東方的陰性化、性慾化及物化想像,把中國情人和自身人格、氣質上的「性別特質」翻轉,因此得以透過已有歷史脈絡的,性別語境對種族語境的滲透,加上自身透過「越界」與「模糊化」而創造出的、難以定義的新身分,完成了情慾關係中的宰制──同時來自既有結構,也來自奪權──即使這權力整體而言是相當危險、不穩定的。然而,讀者透過閱讀,凝視她不斷越界與回返來建構自我形象,並確立、強化主體的企圖,依然使讀者得以在文本內外的、各層面的混雜、矛盾與邊緣性中,窺見其自我歷史與家土情感裡,難以言明的複雜性與多層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