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隋代開科取士之後,由唐至清,教育制度即與科舉制度同時並行;士子可以先入學校受教,然後再參加科舉入仕,亦可直接參加科舉,而不需接受學校教育。如此一來,科舉成為士子入仕的必經管道,而學校教育則可有可無,以致造成士子重科舉而輕學校,使得教育成為科舉的附庸。而且由於歷代政府,對於學校教育重視的程度又多不及科舉,因此歷史上遂只見取士而少有養士的政策。既然國家取士是以科舉為主,考試若能充份發揮選擇的功能,確實為國發掘到人才,則政事就可推動;否則所考非所用,必於政事之推動有所扞格。又科舉所取之士只重藝業而不知其德行有悖為政尚德輕才的傳統,尤為世所詬病。這種現象及問題,在北丹時期就已產生。當時由於內政外交上發生種種的困難,而政府又缺乏可用之才來應付難局,因此改革之呼聲,時有所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