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眾之基本人權觀：社會意向資料之初釋

"現代國家的存在理由，在於確保國家成員的基本人權能夠充分行使，而其運作形態是憲政體制（Rawls,1971:195-251；李鴻禧，1986）。此所以，憲法者，政府之構成，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固然對以制度為關心重心的法學者而言，因為畫餅是無法充飢，所以權力分立的政府體制應該才是憲政的重點，否則即使再富麗堂皇的基本人權條款，亦只是海市蜃樓而已。不過，從民眾的觀點言，所期望的基本人權是否有效滿足，應該才是他們關心的重心，否則要憲法何用。從而基本人權的社會意向的研究，應非無的放矢，本身即有其價值。 此外，自近年政府解除戒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以來，全國上下莫不以實行憲政，確保人權是尚。問題是，民主法治的憲政理念，並非我國傳統所固有之物，而係移植自西洋，更何況，長期的非常時期憲政體制，確實也限制了憲政的正常運作，基本人權理念是否已落實於一般民眾心中，便成問題。此一問題的解答，一方面可使憲政推動者，避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心態，去探求民眾認知憲政的差距，對之宣導補強，使憲政與民眾的生活緊密結合，有效的「人民執法」乃成為可能（蘇永欽，1986），從而憲政可長可久；另一方面有別於正式憲法規範的民間憲法規範，因為是土生土長的，基於法律經濟或社會穩定的理由，應有其一定的地位，不容正式的規範將之完全抹殺（林端，1992；蘇永欽，1988；Upham，1987）。或者從法律社會學的角度言，法律係「期望之合集」（Luhmann，1985），則民眾的基本人權觀，應是憲法基本人權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不過，誠如蘇永欽教授在本文的評論中指出：保障基本人權之憲法有別於一般法律，具高度抽象性，其「可司法性」（Judiciability）與「可執行性」（enforceability）本來就不高，此外，憲法之執行亦具濃厚公共財性格，憲法議題易政治化，因而模糊了憲法問題範疇，因此要精確測試出民眾的憲法基本人權認知或態度倍增困難，甚且有恣意之可能。基於此一認知，在盡量避免陷於瞎子摸象之可能，本文嘗試利用民國80年以及81年的臺灣社會意向調查資料，試圖勾勒出臺灣民眾的基本人權觀及其形成原因，希望能夠有助於我國憲政之發展，或者引發進一步之法學實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