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余先生過世的消息有幾天了,心緒難平,起臥不寧。因為余先生在我心中份量太重了吧。這是為什麼呢?你既不是余先生的入門弟子,也稱不上余先生的近朋摯友,憑什麼你這麼傷心憂鬱呢?想起一位在耶魯讀博士時曾親炙于余先生的著名學者,多年前他對我說過一句話:余先生對你太好了,比對自己的學生都好。此話當時讓我一怔。事後無意中發現一點端倪,或許可以解釋他的話。余先生為他的書寫了一篇序,只有幾百字,但是為我的《兩極化與分寸感》寫的序卻有七千多字(《余英時文集》第七卷)。這或許就是他那樣感慨的原因吧。不管怎樣,余先生對我好是真的,的確超出了我的期待或奢望,這裡值得提到的是余先生寫序言的特點。他的序言雖然有對年輕人的提攜和褒揚之意,但主旨仍然是嚴肅的、學術的和理論的探討。比如,余先生認為我發展了一套關於「分寸感」的原則和方法,並鑄造了「中為」這樣一個新鮮的名詞。余先生指出,「作者所謂『中為』,不僅是『思想』的原則和方法,同時也是『行為』的原則和方法,而且行為似乎比思想更受作者的關注。」余先生目光如炬,遠觀近察,看到了我書中的一些特殊的內容,同時又揭示了我自己尚未明確認識到的一些觀念和課題。此書出版之後,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對《老子》原文思想的解讀,目前這一工作已進入尾聲,我希望會儘快回到道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生活之關係的課題,繼續認真思考和回答余先生提出的評論和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