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革新或誰的認同？人生（間）佛教思潮與日治時期臺灣佛教革新運動

本文擬通過分析以太虛為盟主的中國大陸人生(間)佛教思潮與臺灣地區佛教革新運動的關你，藉以反思日治時期海峽兩岸相對良性的佛教交流是何以可能的，以及這種宗教交流所帶給臺灣佛教發展生態的實際效果。由於民族“信仰底色”的相近，以及宗教認知取向的相契，兩岸佛教界的人生(間)佛教思潮及相應開展的革新運動，幾乎是同步的，甚至是互為背景與資源的。對於中國大陸佛教革新派而言，人生(間)佛教既蘊涵著對傳統佛教的拯救，更銘刻著近代性的追求(比如對社會主義思潮的吸納)。在“世界主義”(普遍主義)觀念的導引下，中國革新人士抱有藉佛教交流以促成“中日親善，世界和平”的幻想。然而，由於自臆為文明開化的日本在文化觀念上所抱持的對亞洲(特別是東亞)“連帶與侵略”的複雜心情和思路(“亞洲主義”)，佛教亦被想象為建構東亞之文化認同空間的基礎和軟力量。中日及海峽兩岸的佛教交流，某種意義上正好滿足了中日各自想象的世界圖景和文化心情。對於被教導和聯合的臺灣佛教革新派而言，它是完成近代化訴求的日本佛教重新確立“自我”和“他者”一個文化符號，進而亦成為日本當局構建臺灣殖民之“政治正確”乃至東亞之政治或文化共同體(地圖)的符號之一。出於這種複雜的社會記憶，戰後“人間佛教”思潮，是否為臺灣佛教界提供了重構“自我”與“他者”的話語，值得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