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與反響

對於趙彥寧及夏傳位兩位教授的書評，筆者僅就作為主編之一及導論二作者的身分來回應，並進一步說明。其他則由相關作者來回應了。有關趙彥寧教授〈生命治理：人類學研究的可能貢獻〉（趙彥寧2020）一文的評論中所提到三個有關研究課題值得進一步探討，以彌補本書之不足，並可避免過分使用「新自由主義」解釋之嫌。這三個課題是：1.家庭價值如何成為勾連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關鍵節點。2.民粹主義（populism）和技術官僚主義之間的競合關係。3.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日常生活和集體政治實踐與動員，往往與網際網路等新科技的崛起直接相關。在某個程度上筆者都能接受這些建議。事實上，在一本具有她所說的「拋磚引玉」的論文集，要涵蓋所有主要研究的主題，本來就是不可能的事，而是希望引發其他相關研究課題的回應與討論。雖然如此，筆者在導論二的立場是更強調我們若沒有從認識論及本體論去反省探討的現象本身及提問的方式，很可能因無法跳出自啟蒙運動以來現代性知識之限制而難以掌握在當代正在發生的新現象及新問題，也就更難去尋求解決之道。就如作者提到筆者所編的《21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黃應貴2014）的導論中，就是說明核心家庭的形式與觀念並不是普世性的價值，而是特定歷史發展的產物，而在西方，它的普遍化更是工業革命下的產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去面對新時代對於家的新想像與新問題，進而尋求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