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社會的言論同溫層不斷強化言論社群的割據與封閉性,伴隨算法的精密化形成規模相對更為小眾的“言論飛地”,造成了言論場割據的加劇和信息多樣性的喪失,從而致使公共風險加劇,公共決策更難實現。言論自由需要的開放性在網絡世界並不比物理世界更為可期。面對算法帶來的公共風險和以平台為代表的社會權力對言論的威脅,國家權力在言論自由領域應變傳統的“消極”角色為“積極”角色,積極履行規制職責。國家的實體規制是對公共風險的點狀修補,而過程性規制改變了“行為主義”規制下的個案審查,將規制範圍覆蓋所有接觸相關信息的言論社群,通過打破言論社群的封閉狀態,鼓勵言論社群內部以及不同言論社群之間的溝通交流,避免社群的極端化傾向。過程性規制主要是確保算法價值觀的平等和網絡空間的開放,過程性規制一方面可降低國家干預的憲法風險,另一方面也能更為有效地破解言論領域的公共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