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時代,《詩經》便已經成為貴族學習的教材,如《國語‧楚語上》記載申叔時曾對楚莊王太子的教育方針提出如此的建議: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其實在當時對《三百篇》的學習,不僅如申叔時所強調的「擴大眼界,增長知識,明白道理,樹立宏大的志向」等偏向基礎知識和人格修養層面的教授內容,此即朱自清(1898-1948)所謂「教詩明志」;且更是具有顧頡剛(1893-1980)所歸納出的典禮、諷諫、賦詩和言語等實際用途。誠如《漢書‧藝文志》所言: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這樣的技藝素養,對當時的貴族士大夫階層來說,是不可能不透過學習來掌握的。到了春秋晚期,孔子更「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開啟了中國的平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