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於正始玄學對聖人有情與否的論辯,到「名教」與「自然」的討論,儒道關係一直是學者治魏晉玄學主要的架構。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討傳統理解魏晉玄學的儒道關係,由三種不同型式,然仍採用儒道關係的學者的論述入手,試圖找出此架構的極限。本文指出,湯一介與萬繩楠的學說強分魏晉玄學為兩派或儒道調和,都不知不覺抹煞掉一些細微的分別:無論是為儒門世家辯護,還是嘗試調和儒道,儒家要嘛道家化,要嘛成為「用」、「末」,都與漢代之「儒」大相徑庭。在第二部分,本文考察了嵇康與郭象在這種二分下的尷尬地位:嵇康思想中對周公的評價的轉化與郭象學說的複雜性。說明傳統用於解釋魏晉玄學的「名教」、「自然」對立,與「儒」、「道」一般,都抹平了理論在不同脈絡中的特殊性。而在第三部分,余英時教授「秩序」與「個人」可以解決前兩者不能解釋的一些問題,然而,卻只能說明漢代儒學到魏晉玄學的轉變,並不能說明魏進玄學內部的分歧,並且也或多或少採用了與前二者相同的二分架構。由此,既然魏晉無人完全放棄秩序的存在,筆者主張應該更進一步,已「秩序的來源為何?」作為一探究魏晉玄學的著力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