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接觸到所謂的「理學」是在八○年代中期,余英時教授在耶魯大學的「傳統中國史」課堂上。我當時被余教授所描繪的那個複雜的形上學系統所吸引。那個系統─根據余教授言語間所透露的訊息,還有我當時的感受─與我在其他課堂上所學的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之思想有相似之處。只是,不同於我在哲學課上面對西方思想的態度,在余教授的指導之下,我對中國思想是以描述性的方式入手:不試圖去挑戰那些觀點,而是把它們看成廣泛的社會過程之結果,去追溯那些觀點變遷的軌跡。我從余教授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兩件事是:賞析儒家傳統的多樣性與隨時變遷的機動性,以及看出那些中國哲學文獻是由抱持諸多複雜的政治與社會目的人所寫的,而非在真空狀態中出現的純粹思辨之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