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為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是陽明所成的定論,但這樣的定論並不是空穴來風的,他一方面根據朱子的話語系統,一方面則隨順朱子學的發展而有了一個新的轉折,而更重要的則是他自家對於儒學的體會與轉向。再者,筆者對牟宗三先生的朱子學做了一簡約的回顧,並強調經由一「詮釋學的逆溯其源」的方式,重新釐清其限制,而指出朱子學仍強調「道德與存在的一致性」,此未離儒學之本懷,他是一新的轉折發展,而不是歧出。再者,朱子之「理學」所重的「道德超越形式性原則」與其「道統論」的樹立密切相關,朱子意將此「道統」與「形上之源」通而為一,以做為歷史社會總體之源,做為現實的指導與統合之原則。再者,筆者經由朱子的《大學格物補傳》之疏解,指出他強調對於事物之理的窮究,看似一「橫攝的認知系統」,但卻將歸於「縱貫的創生系統」,簡言之,朱子學乃是一「橫攝歸縱」的系統。相對於此,陽明則為一「縱貫橫推」之系統。朱子之「橫攝歸縱」,指向一根源之總體的確立;陽明之「縱貫橫推」,則重在一個人主體的確立。前者重在客觀法則性的確立,而後者重在道德主體動源的開發。朱子與陽明代表著儒學的兩個大轉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