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代的學術風氣要從這一時代前後的政治趨勢、書院制度、學者風範等方向來探討,才能找到實質的面貌。阮元在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序》中說:「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清代的學術風氣,在清初多位大儒的倡導下,趨向於識字審音,以探討經義的務實風氣。康熙年間,張伯行的設立紫陽書院,訂定學規,開啟了新的方向。隨著書院弟子人數的增多,書院學規的影響力也隨之增大。經過歷任掌院主講席的努力,至乾嘉時期的錢大昕,將學規擴及於經、史等方向,並提倡自惠棟等學者以來倡導的「以經證經」等方法,「精研古學、實事求是」成為紫陽書院學術研究的風氣與方向,甚至影響到當時的學術界。朱駿聲在十五歲來時到這學術重鎮——紫陽書院求學,治學的根基亦奠定於此,其著作也多依這一根基而發展,其研究成果遍及於全經,也多引用史事闡發經義,成果極為豐碩。基於這一脈絡,本文擬從書院的發展與學規的訂定對求學士子的影響,探討朱駿聲的治學方法及其成果,並舉其所著《六十四卦經解》為例以說明之。進而探討這一方法的運用與成果(博、約、德)對當今通識教育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