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現代學科興起,形成不同的研究物件和研究方法。隨著學科界限的確立,對具體問題的討論也逐漸深入。甄克思和麥克奇尼處於這一轉型時代,接受相近的學術訓練,同樣思考《大憲章》問題,在事實梳理相近的情況下,得出了迥然相異的價值判斷,並獲得了截然不同的學界反應。兩者都承認“liber homo”是貴族,《大憲章》是貴族憲章,給予其他等級的權利十分有限。甄克思據此認為《大憲章》並不是憲政進步的標誌,但麥克奇尼卻發現了私利、法治、國家和情感四層價值。麥克奇尼也承認《大憲章》缺乏常規制約手段,但卻認為《大憲章》對權衡和對改革深信不疑,是對法治的認可和規劃。這種矛盾之造成,既由於雙方研究中的史實疏漏和立場選擇,也在於對《大憲章》之後的發展缺乏深入研究。甄克思與麥克奇尼的觀點迥然相異,學說的命運也大相徑庭。麥克奇尼的研究確立了20世紀《大憲章》的敘事基調,在其後的六十多年裡都是學界主流。《大憲章》也以此種方式成功地融入了英國的現代性敘事中,不惟為英國人言說,也為其他歐美國家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