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哲學家馮友蘭(1895-1990)晚年反省他一生的學思歷程時,感歎吟道:「若驚道術多變遷,請向興亡事裡尋。」這樣的語句多少有意淡化個體在歷史情景中抉擇的責任,但詩中蘊含的政治主導文化之現象確實也是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近代中國的歷史轉折太激烈,學術文化的行程常不能自己地跟著政治打轉,甚至連史實的詮釋也常不覺察地受到政治需求強烈的牽引,1949的意義也是如此。筆者認為我們如要了解民國100年(2011)的臺灣人文學術,不能不回顧一甲子之前此1949關鍵性的事件。我不認為2011年臺灣的人文學術的發展有多理想,但不能不相信它是臺灣四百年來發展最好的一個階段。我也不否認1949年是臺灣歷史上一個極黑暗的象徵年分,11949這個數字總是令人難以啟齒,欲辯還休,但我同樣不能背離常識太遠,我相當確定它是臺灣四百年史上對文化發展貢獻最大的一條看不見的年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