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Critical Inquiry的編輯委員會在芝加哥大學,舉行一個專題研討會,討論理論的未來,當下立即成為「理論的終結」(end of theory)的代表。1 這也許是一廂情願,又或者它只是標誌批評理論家的常見傾向,以理論的「危機」來反映當時知識、文化、政治和機構之間的緊張關係。然而它很可能精確的道出,在美國文學研究中,理論的卓越性已被大大的削弱,尤其是1970到1980年代,我們把理論話語視為文學研究的主宰――所謂「理論高峰的時代」(age of high theory)。今日還有誰嚴格的自我界定為一個解構主義、拉岡派或馬克思主義者?又是在什麼樣的時間點,理論高峰的時代過去了?對歷史學家Harry Harootunian而言,這個時間點或許是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帝國》(Empire)一書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