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後,台灣與世界同步管制新聞紙張的配銷,然而一項經濟物資的節約措施 卻夾雜了控制政治言論散佈的意圖。國府遷台後,用紙張不足為由進行報紙「限張」。然而新聞紙生產的管制,並非靠政府高壓的威嚇達成,而由國民黨透過「保護主-侍從」關係,趨使台灣工業資本支持政府以「禁止進口、官營獨賣、賺取外匯」作政策指導內涵。同時,國家計劃經濟進程,也以島內紙張高價來補貼外銷的損失,進一步抑制新聞紙消費的成長;新聞主管機構適時地開放「紙張上限」,更可使被扭曲的不公平競爭市場發揮效用,從高成本與低收益,雙面夾殺異議性報業,迫使其被侍從國府的資本兼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