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集體記憶與文化象徵的關係,並嘗試說明臺灣社會中的符號再現過程;討論中並以臺北市的凱達格蘭大道為案例,闡明集體記憶競逐的情形。基本上,符號不只具有物理性質而已,它更是集體記憶的文化媒介,傳遞著社會的價值,或是某種集體意識,因此符號象徵往往是研究者由小(符號)見大(社會分析)的重要對象。討論中集體記憶的文化意涵被突顯出來,包括了畫出文化的界線,並具有為意義定錨的作用等。文中並從權力,空間與時間的角度,重新思考了集體記憶的內涵與本質;作者指出了記憶的保存與維繫,往往依賴它在空間的停泊處,而此一空間透過臣屬於不同時間觀的詮釋觀點,會不斷繁榮地延續下去,而這也反映出集體記憶競逐的歷史過程。此外,作者強調在不同的歷史個體之間存在著對話的現象。它透露著集體記憶運作的環境具有相互文本性的特質:個人的主動性在歷史中會外在化成為客觀的文化產物,此時,客觀的真實(歷史的文化結構)又作用於後來的個人主體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