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描繪地球文明與其他宇宙文明的生死較量,地球人奮力鑽研現有科技的可能性,試圖追趕甚至超越先進異星文明以求生存。駱以軍自言其作品《明朝》沿用《三體》的世界觀,情節同樣環繞人類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所採取的應對行動,但關於運用科技應對異星入侵危機的想像則大相逕庭,兩部作品的情節取向也因而迥異其趣。本文認為,《明朝》的「低科技」設定,不只是從《三體》三部曲星際科技整備競賽框架岔出的敘事分枝,亦是一種針對後者的「如果劉慈欣不完全是對的會怎樣」的後設提問,進而可能推演連結到「如果科幻小說將科技視為僅只是文化的一部份會怎樣」的整體反思。駱以軍並無意追究《三體》三部曲如何看待科技,但「明朝如此變態為何滋養出繁盛文明如斯」的創作命題,將焦點從科技推論轉移到文化全景,卻無心插柳地構成一個針對《三體》全面化宇宙科技系統與超人類主義的後設科幻問題。本文將援引許煜的宇宙技術論與行星思考,檢視《三體》三部曲與《明朝》的科幻取徑與科技觀,各自指向怎樣的道德宇宙動力學;而後者奠基於前者所能撐開的對話空間,尤其是對非現代科技與美感經驗的關注,又帶出了甚麼樣的後設科幻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