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關於蘭嶼的書寫,主要來自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之筆。不過,在臺灣文學史上,亦曾留下「非達悟族」的蘭嶼書寫,試圖以「他者」的角度認識這座島嶼上的歷史與文化,並思忖著當「他者」進入原住民部落時,所應具有的書寫倫理。本文以拓拔斯.塔瑪匹瑪(布農族)《蘭嶼行醫記》與陳宗暉(漢人)《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為研究文本,著眼於兩人於作品中所書寫的「醫生」與「病人」狀態,探問他們如何與蘭嶼島上的原住民族,展開「醫病關係」的反思。同時,藉由非達悟族的「他者」之眼,探討兩部作品對於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開展出何種向度的思考。 經由分析兩人的散文集,本文指出「醫/病」視域能作為蘭嶼書寫的另一種研究視角:他們藉由書寫自身的「行醫/帶病」狀態,呈顯出複雜的醫病關係,並觸及蘭嶼島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衝突的「病徵」。而兩位分屬「布農族/漢人」的作者,則各自開展出不同的文化互動模式,得以讓我們反思非達悟族的族群,如何書寫蘭嶼島上的文化與歷史。期望藉由本文,既梳理不同族群對於蘭嶼的觀察,以開拓「蘭嶼書寫」的研究範疇,且能進一步反思「他者」進入原住民部落的田野倫理與書寫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