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之說服責任──以議員詐領助理費案說明

我國已引進兩造對抗制度及「提出證據責任」、「說服責任」之概念，但對抗制度下不僅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被告同樣有「提出證據責任」及「說服責任」。被告若單純否認，當然沒有舉證責任；但被告為避免法官形成有罪心證，若提出積極抗辯，仍有提出相當證據並加以證明之需要。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僅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至於其證明程度為何，亟需司法實務闡明。本文比較美國、日本、德國相關立法及實務，主張我國被告的「說服責任」應以「過半程度」為適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