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魯斯開創了國際私法端始文明。如果歷史選擇巴托魯斯還有一定的偶然,那麼巴托魯斯選擇法則區別說卻具有歷史的必然。後世將光榮賦予巴托魯斯具有普遍主義情調的國際私法本體論,但同時將恥辱釘入了巴托魯斯創設的、連兒童都覺得可恥的方法論。讓法則區別說之光芒穿越近千年的時空隧道、還原巴托魯斯真實歷史鏡像之鎖鑰恰是要求我們必須得像巴托魯斯式的沉思。不明了巴托魯斯的注釋法學者身份、不明了語言對於西方文明的決定性意義尤其是不明了法則語法結構對於一位元注釋法學者的決定性意義,我們便將永遠不會懂得一位注釋派學者將會怎樣沉思,國際私法端始文明之真理性便將連同巴托魯斯一起被鎖閉在歷史深遠處。當巴托魯斯在七百年前以注釋法學的方式開啟了國際私法之真境界時,或許在七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也唯有通過注釋的方式才能拯救巴氏及其學說日益扭曲的真鏡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