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親的面貌》專題系列的4篇論文中，除余德慧與顧瑜君伉儷是以父母親雙方角度切入分析外，其餘2 篇女性研究者探討母親，另一位男性研究者探究父親；我不禁敏感地意識到這是個十分有趣的研究傾向，研究者似乎是按著性別的不同各司其職；此種現象究係純屬巧合，或是顯現出家庭親職這方面的研究，往往會從研究者個人的性別與其相關經驗等基礎出發？從後現代建構主義（postmodern constructivism）的觀點來看，若能將研究者性別加以調換，以女性研究者探討父親或父職，男性研究者探究母親或母職，再加以綜合分析比較與討論，其內涵是否將更充實且具包容性呢？除了作者個人經驗的影響外，文化因素的影響也值得注意。例如王叢桂教授〈促進參與父職因素的探討〉一文中，提到多數受訪的男性都須透過親職教育或親職書籍來學習如何作父親，然而目前國內大多數親職教育的書籍均是譯介自美國，基於不同文化的考量，當台灣多數年輕父親藉著閱讀這些資料來學習父職角色之扮演時，從泛文化的角度分析，它們是否真適合台灣的父親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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