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就在變化歷程中

有些事端的令人難解，雖是難解，卻又是有跡可尋的﹔就在這有跡可尋下，我們尋之再尋，而後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來。從具體存在的覺知，從過去歷來記憶與符號的纂集，經由概念性的架構，「覺解」出了一個至少到目前為止可以做為一切「理解的視域」（the horizon of understanding）的「自我」。這樣的「自我」仍然不是一個恆常不變的自我，它只是一變動不居下的自我，但這樣的自我卻是朝向一理想義下的自我而望上邁進的。用中國哲學的老話來說，他是可以「調適而上遂之，使之通極於道」的，但任何一個當下的「覺解的我」都不是「道」本身，卻隱含著「趨向於道」的動力。如果，借用瑪斯．韋伯（Max Weber）「理想類型」（Ideal type）的方法論來說，我們可以說現實經驗義下的我並不是一恆常不變的我，而且那恆常不變的我根本是不存在的﹔要說成為恆常不變，那只有是一理想類型下的我才是恆常不變的。這恆常不變的我也不是在虛空之中，而是落實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之中，與我們整個歷史社會總體密切相關，它正是從此塵世之中躍昇出來的。人們正是通過不斷的「覺解」，不斷的躍昇，上達於此「覺解的我」、「理想的我」，進而又由此再度落實到人間塵世來﹔當然，相續不已的，得由此再一度的覺解與躍昇，它可以被說成是一「詮釋的循環」，同時也是「實踐的循環」。你迎向這個世界，這世界也迎向你，「我與你」（I and Thou），就在這相互迎向的過程裡﹔「我註六經，六經註我」，「六經」是「主體」，「我」亦是主體，我與六經是「互為主體」的。顯然地，任何一個心理學家所建構的「自我理論」必然與他的生活世界、他的歷史社會總體，他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因此這樣所形成的「理想類型」，當然也只是一個「參考架構」罷了，它本來就不應該成為一「制式的理論」，一旦成了一制式的理論，那不免會有削足適屨的弊病。能擺脫某狹義的西方，而真切的意識到心理學的應用性，心理學的本土化，國內學界對這問題已漸有醒覺，而且逐漸生發出自家的理論，這是一件重大的事，也是一重大志業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