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思想史的禪學寫作－－以漢語語境禪學研究為中心的方法論考察

本文以現代漢語世界的禪學研究為中心，較細密地分析了其研究背後的方法論依據及其界限。全文共分四個部分。一、重溫一段公案。對於發生在本世紀五十年代鈴木大拙和胡適之間有關禪學研究的方法爭論，進行新的，帶有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剖析。本文認為，鈴木與胡適的爭論，不僅是關於禪思想研究中哲學寫作和歷史學寫作的類型分歧，其背後存在更深遠的文化和意識型態的權力衝突，即如佛雷（Bernard Faure）所說的「禪的形上學傳統合法性」與「世俗人文主義價值」，「歷史的意識型態」與「先天的意識型態」之間的論爭。同時還涉及到對於「現代性」問題的不同理解。本文的結論是，無論是作為經驗歷史的批判，還是作為先驗哲學的解釋，對於歷史中所發生的禪思想的讀解，都不是唯一合理的方法。由於鈴木與胡適均不能對各自元敘事進行反省，因而無法根據研究問題的對象性質，抉擇相宜的方法，或依據不同的方法而選擇恰當的問題。二、作為歧出的哲學解釋。這一部分，主要考察了漢語禪學研究中兩種類型的哲學性研究方法，即傳統心性論構架的解釋方式和以西方哲學為背景的「洋格義」。對於這兩類方法之應用於禪學研究的特點和利弊，都作了詳細的分析批判。另外，還把近代以來，哲學方式之所以成為禪學研究的伏流而不為重視的學術史的原因作了分析。三、思想史的解釋：哲學的，還是文化的。這著重分析當前西方思想史研究中，所謂以外緣性或社會科學化傾向的「文化史」類型研究方式，對於漢語世界以意義的內在理路為特徵的禪思想史研究可能提出的挑戰。特別分析了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文化史研究方法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方法對於禪思想史研究的意義和界限。認為外緣性的研究方法和內在解釋的方法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是互補而不是對立的，必須根據問題本身的性質來確定不同的方法，而不是先驗地把一類方法應用於所有問題的解決。四、「入就」與「出就」：可說的與不可說的。根據禪思想中存在的可說與不可說的緊張，認為禪思想史的研究不應該忽略這一難題，而必須借助於語言哲學的方式，對於不可說的意義進行象徵性的言說，在說的限制中把禪的不可說的意義呈現出來而又不武斷地消除其超驗和宗教性的意義結構。只有完成這點，禪思想的解釋才算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