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易法述

王安石的新法，規模宏大，目標高遠，而實以理財為中心。新法中青苗、免役、市易諸法，近世學者多強調其社會政策的意義，具有摧抑兼併的功效，然而究其實際，這幾項新法的目標，是以社會政策而兼收財政政策的效果，將利權自富家的手中收之於政府，以增加政府的收入，政府收入既增，一方面可以用之於均濟貧弱，一方面也可以解決政府財政的困難。由於新法具有財政政策的特色，所以在施行的過程中，便不免以財政的考慮為先，使得實行的結果與原初立法的理想頗有差距，利權雖已收歸國家，而貧弱則未見均濟，民生反而遭受困擾。劉誼論這幾項新法說：「皆良法也。行之數年，天下訟之，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畏編，卷三二四元豐五年〔一〇八二〕三月乙酉條）；楊時也有相同的意見：「其施設之意厚矣，然未十有年間，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反有受其弊者」（楊時龜山集卷十五策問），他們的批評，均非無的放矢。市易法的施行，便是這種情況的具體例證。本文的目的在於，第一，重建有關市易法的史實，包括其形成、頒布與施行的過程，及其演變為南宋時期各地城市普遍設置的公營當鋪之經過；第二，以此一史實為基礎，申明市易法立法原意與施行實況的距離，實證市易法的施行，表現為財政政策而非社會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