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文字綿密的書,作者張君玫以翻譯理論討論中國與臺灣的後殖民情境,用縝密的文字將現代性的歷史大敘事所呈現的線性時間觀以及二元對立拆解鬆動。張君玫使用「分子」(molecular)為喻說,強調兩種語言在翻譯過程中,翻譯書寫對既定語言產生的微細變化、挪移語言本身原來的界線,創生出新的想像與可能性。本書序文作者之一丘延亮指出分子在生物學中做為意符(signifier),具有明確的指涉對象——某種可以實證辨認的東西,因此不適合用來喻說語言的切割、融合、重組、轉化、雜揉。筆者認為,分子生物學作為一門科學,無法發明一套自身的符號系統,而是高度仰賴日常生活的話語喻說,用來敘述研究對象與研究技術。在分子生物學中,基因需要表達(expression),表達的第一步是把DNA 轉錄為 RNA(transcription),第二步是把RNA 翻譯成蛋白質(translation)。假如轉錄與翻譯的確有清楚的對應關係,那麼分子生物學教科書也就不必經常更換,科學家想要人工複製牛羊也不會如此困難。正因為分子生物學本身充滿不確定性,這個學科借用了「翻譯」這個概念,本書再將之挪用,我們對分子化翻譯此概念,也就充滿新的想像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