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受西學的影響,中國也興起民族誌的調查。一些通俗畫報雜誌開始刊載描繪少數民族生活圖像的作品和介紹他們的生活習慣及節慶。民國二十六年對日抗戰開始後,中國的西部成為政府的新重心,民族學的研究也突飛猛進,少數民族的文物亦成為展覽的重點。曾赴歐留學的西畫家們隨著他們所任教的美術學校逃難遷徙到中國的西部,使得他們有機會實地觀察雲貴川藏地區少數民族的生活。透過西方訓練中的寫生要求,邊地人民的生活成為入畫的題材。雖然沒有文字上的確切明示,但從作品的風格分析比較中,我們發現一些畫家的取景角度和內容近似於西方十九世紀中的「東方主義」作品。二十世紀初當這些畫家們仍在歐洲留學時,他們都有機會看到一些歐洲「東方主義」的藝術作品,因此這個現象也許可以視為是他們對西學的一種反芻。
令人深思的是這些畫家們對西方此一藝術表現思潮之瞭解是止於形式上的模倣,或是能夠深入其文化上的意涵?亦即他們所作的只是形式上的置換而已,或是文化上的換喻。中國畫家在選擇此種題材時,只是單純的表達寫生概念、一昧的倣效西方畫壇,或是意欲表達其背後的華夷之分、大中華意識?
本文以龐薰琴和吳作人為例,說明在此時期如何表達和解讀少數民族的形象已被摻入審美觀、中西藝術融合、政治立場和高官朋黨的提攜等因素。從時空背景的轉移中,藝術家的原創意圖,反而常因政治的炒作而隱晦不顯。時至今日當我們探尋其參照的母題(motif)或風格時,亦不失為逐步還原全貌的途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