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篇都是思辯嚴謹、論理確鑿的論文,不僅對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任文稱國族主義)和文學史寫作之間的糾纏關係有犀利的剖析,尤其是藉著拉大時空座標,替台灣文學史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對照框架。黃錦樹從華人移民社會的角度,比較近、現代馬華文學和台灣文學發展途徑的結構性雷同,頗具說服力地點出不管是以中國民族主義、還是台灣民族主義為依歸的台灣文學史觀都沒有正視的一個歷史可能性:紛擾一時的「在地化」與「回歸」之間的拉鋸,和左右無數個人命運情感的「分離」或「統一」大業,既然是此類社會裡反覆出現的通象,再激烈的運作可能都只是一廂情願,無法使當地的文學史擺脫「無國籍」的宿命。任佑卿的討論則一路指向一個富有後結構理論色彩的定理陳述:國族界限在根本上就是極其模糊與不穩定的,並且不斷地被修正及重新劃定。末了更聲稱:眼下全球泛華人社會裡,一個巨大的「中華國族共同體」的想像正在迅速滋長;它與台灣內部建設一個新國家的努力,表面上互相對立,其實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兩者所激發的各種文化敘事(包括文學史),皆體現出「重新劃定國族界限的意圖」(頁278),同樣具有「從反面證明,國族界限的不穩定和過程性」(頁278)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