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學理論評白先勇的「臺北人」

夏志清在《現代文學》的〈白先勇論〉一文中認為：「《臺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因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時就有一度顯赫的歷史。」歐陽子也同意夏志清所言。以章學誠的「六經皆史」的理論分析《臺北人》時，可以發現白先勇在創作小說時，無形中記錄了1960年代臺北的生活史。《文史通義》：「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經都是古代的「官司掌故」屬於官府的檔案資料。《詩經》十五國風是周朝官府派員到民間搜集的韻文，記載當時的地方風俗與民間事物。《臺北人》屬於文學創作的小說，以60年代的臺灣為題材，包括不同身份地位與省份的人物，但是白先勇以當時的社會作為背景，完整的記錄“遷移者”的生活與思維。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認為史書必須「實錄無隱」和「務信棄奇」，反對迎合世俗的好奇，穿鑿邪說，追求奇異；也反對趨炎附勢，吹捧權貴，貶抑失意之士。《臺北人》確實的批評當時的國民黨。法國年鑑史家主張「以人類所有活動的歷史，取代傳統史學以政治為主幹的歷史」，他們批判傳統的史家只注意到過去歷史發展的表面，而未觸及歷史事實（historical reality）中的深層結構。他們也倡導史學家去研究人類活動的總體史，認為唯有從事經濟、社會、文化、地理等「現象」與「實體」的研究，才可達到對歷史整體的理解（comprehension），並由此構成其「整體歷史」的概念。研究《臺北人》的學者，多半沒有注意到白先勇本身也是“臺北人”。《臺北人》實際上是臺北人自己的生活記錄，只有虛構了許多的人物，這些人物又具有真實性，代表由大陸遷移到臺北的人。白先勇先生所創造的人物都是有所本的，類似《詩經》中的“採風”，屬於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範疇，只是文章的型態是小說，不是一般的學術文章，那麼不應該以文體，否認其歷史意義。《臺北人》是由大群體中，選擇幾位代表性的人物，以小說方式處理，描述當時的生活。由《臺北人》文本中可以了解當時的流行文化、飲食文化、居住環境、臺北市環境的變遷，以及“臺北人”的思想。以傳統歷史學的而言，《臺北人》可以用“遷移者列傳”為篇名，歸納於臺灣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