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社會，向來重視孝道，認為孝是萬善之源，強調孝為百行之首；在《論語》裡，孝又是行仁之本，歷代也競相標榜「以孝治天下」；而孝道的推行又輔以政治力的介入，除表彰並倡導、講習外，對於孝道的實踐無不積極策進；最常見者為誘以名利，凡有孝行者，或旌其門閭、或減免其稅賦、或授予官爵、甚或有罪亦寬貸其刑等，諸如此類，其實例在漢以後歷朝的職官志、選舉志、孝友傳及孝義傳中比比可見。隋唐以降，在「禮本刑用」的立法原則下，以禮尋律。父祖擁有所謂的「教令權」，倘若子孫有違犯父祖的教訓命令行為，或對祖父母、父母，力堪扶養而不扶養者，歷來法律都用刑罰加以懲治，此即指「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罪條而言。這種「以孝率法」的禮刑結合方式，固足以促進吏民對於孝的力行，問題是，在時光流轉下，這是永恆不變的「道理」嗎？孝之名實究竟該如何看待？行孝是否為一種片面絕對的義務？有關刑事立法中倫理成分的比例該如何拿捏？凡此，都是饒富爭議而有待釐清的課題。本文擬從縱向的古今源流之變，以唐清律及晚清的變法修律為重心，談談有關該項罪名在傳統中國法制中「禮本刑用」立法方式的歷史意義；另從橫向的中外比較法史觀點，述說有關德、日等國立法例的動向，以明中外時代之異；最後，則以民國九十九年（2010）間《刑法》第294條之一「遺棄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的最新修正，探討刑法中倫理情結的異化與再生，以究當前之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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