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漫遊隨錄」的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 in "Selections from Jottings of Carefree Travels

王韜為中國近代化運動改革先驅，1862年因上書太平天國事件遭清廷通緝，流亡海外22年。1867-1870年，他接受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邀請，赴歐協助譯書，此趟歐陸之旅，為中國文化知識菁英第一次以自由身份對歐洲的實地考察，別具開創意義。在旅行途中，王韜體驗了大量西方物質文明的劇烈衝擊，旅行相關記錄《漫遊隨錄》卻於遊歐後約20年（1887年）方於上海《申報》館發行的《點石齋畫報》上連載刊出。這部遊記除了記錄歐遊見聞外，也描述了歐遊以前的江南之行與上海、香港旅居生活。面對舊有知識體系無法盡述的新奇物質文明，王韜以大量傳統中國意象堆疊出迷離模糊的新物質樣貌，此種認知框架也消解掉物質本身的異國色彩，「光怪陸離，難于逼視」的抽象感嘆是他另一種慣用的詮釋手法，兩種書寫習慣的結合，使得《漫遊隨錄》的異域物質形象看似清晰、實則難辨。物質文化同時也反映出作者的自我形象，王韜堅持於異國以博帶寬袍的中國儒者裝扮現身，象徵自我認同的文化價值，故里之遊所強調的蓮、梅、松三種植物意象，則暗喻自我的君子形象；以物出發，行旅既久，王韜逐漸朝向制度、思想層面的探索，體認物質背後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多元意涵，建構出具有層次轉換的書寫方式，使得此趟旅行更為精采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