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宗旨,在於從東亞儒學的意義上考察15到19世紀《性理大全》在韓越的接受過程,比較兩國對《性理大全》的定位差異,藉此掌握韓越兩國儒學基調的異同。明永樂13年[1415],胡廣等人奉永樂帝之命編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三書。永樂17年[1419],三《大全》被頒賜給朝鮮及交趾,使《性理大全》成為韓越性理學的重要讀物。三《大全》中,《性理大全》是唯一在韓越兩國皆產生「節要本」者,這似乎暗示《性理大全》與另外兩《大全》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與意義。相對於另外兩《大全》,《性理大全》與科舉的關係較為薄弱,使該書具有一種相對的「脫世俗性」。朝鮮因為如此而將《性理大全》視為三大全之首,越南則因此將《性理大全》視為三大全之末。藉由比較韓越對《性理大全》的定位,兩國儒學的基本質性差異也被顯題化:若說朝鮮儒學是「作為『心學』的儒學」,越南儒學可說是「作為『實學』的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