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蘭的女兒蕭紅(1911-1942)在初入文壇即以「東北流亡作家」聞名,過去其《生死場》以「抗日作品」作為宣傳,從而導致誤讀與批評,忽略其作品中女性身體書寫之價值。本文旨在透過女性主義理論,剖析《生死場》中身體書寫的開創性,並重新思考女性經驗與民族認同之關係。 本研究將身體經驗分為三個層面:首先,分析蕭紅如何運用「動物化的原始物種擬態」重構身體形象,諷刺父權社會對女體的物品化與審美要求;其次,探討「生產與母職」的刻畫,指出蕭紅將生育視為如刑罰般的苦難,並揭示父權體制下母職受難與父位缺失的現實;最後,剖析女性所面臨的「性別困境」並肯定蕭紅筆下女性的多樣性。 此外,本文在身體經驗的分析基礎之上,援引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一書對民族的探討,論證女性身體經驗與國家之關係,男性霸權所建構的民族敘事在女性身上相對弱化,蕭紅透過《生死場》傳達出:無論戰爭與否,女性始終處於父權與國族的「雙重邊緣」。這種獨有的性別話語,並從當時的社會環境出發,分析蕭紅如何藉由身體描寫,表現出東北人在流亡期間的心理狀態。透過這樣動物擬態的深刻摹寫,使蕭紅從東北流亡作家群體中卓然不群,奠定了她在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