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儒學回應民主與科學是當代新儒家重要的課題,在牟宗三先生的《政道與治道》此書中提及中國文化有「理性運用之表現」但無「理性架構之表現」;所謂的「理性運用之表現」是指人格中的德行牽連著事所展現的運用表現,理性之運用表現是生活、是智慧,亦是德行,才情性理一起都在內。而「理性架構之表現」所指乃是科學與民主政治。牟宗三指出若要使中國文化得以由「理性運用之表現」轉出「理性架構之表現」,必須要有一個「逆」的工夫,這「逆」預設了人以「德行」為本性的前提,故科學與民主的表現上必然為道德理性所要求與意欲。 然專業分科後,文學專業要跨去處理科學、政治學專業本就有興趣與能力上的為難,故筆者以往讀書時特別難體會那「逆」的情境。直到接觸程兆熊先生的書籍才能夠理解他在山區以科學方法收集蘋果栽植數據卻帶有德行思維的形象,亦才讀懂中國文化中由「理性架構之表現」逆回「理性運用之表現」是可以實現的。而此形象特別能展現儒者的現代經世姿態,以此簡述之。 |